自古以来,农民起义,无非就是八个字,税赋剧增,徭役甚众。

       但是生活在后世的现代人眼中,这八个字,只剩下了一个字,税。

       为什么?因为人总是以自身的社会地位,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,去推测上位者或者下位者,去推演过去和未来。

       就好像一个大家后世都知道的网络段子,皇帝的金锄头,说是古代有两个老农民畅想皇帝的奢华生活,一个说:“我想皇帝肯定天天吃白面膜吃到饱!”另一个说:“不止不止,我想皇帝肯定下地都用的金锄头!”

       这句话说的是穷人不知道富人的真实生活,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,总被人嘲笑底层人的无知。

       但是反过来,这句话也是成立的,皇帝同样不知道底下人到底过得有多苦,他能想到的,也不过是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,没有人来服侍,每天只能吃同一样东西不能换。

       比如晋惠帝司马衷,有一年闹饥荒,下面人报告说老百姓没饭吃,到处都有饿死的人,晋惠帝司马衷却对报告人说:“没有饭吃,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?”报告的人无言以对。

       在皇帝的脑子里,似乎饭和肉粥是并列的,没有饭可以吃了,那就吃肉粥,没有丝毫不对。

       但生活在后世翻天覆地的新未来中,作为现代化社会的一员,张燕的思想也和晋惠帝一样,犯了同样的毛病。

       他曾经认为,农民起义无非就是田税高了,只要把田税降下去,就能海晏河清,天下太平,五谷丰登,万国来朝。

       直到他刚刚穿过来的时候,依旧是这种想法,但是经过这些时间的观察,通过和黄邵张角他们的交谈。

       他逐渐得出了一个结论,田税,从来都是偏低的,不能再低了。

       汉代吸取了暴秦二世而亡的经验教训,法令宽仁,休养生息,田税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三十税一。

       这么说不太直观,换成现代百分比,就是说田税只有3.33%,哪怕最重的十税一,也不过是10%。

       而近现代,建国初期,我国的农业税平均税率是15%,介于七税一和六税一之间。

       孰轻孰重?

       尤其是在两千年前的汉代,生产力非常不发达,商业才刚刚起步,工业基本没有,占国家税收财政大头的农业税,竟然只有3%。最高不超过10%。

       各位手头如果有发票,就可以发现,3%这个税率,真的已经很低了。

       再低,就只有我国之后的全面取消征收农业税,即,农无税。

       而我国之后之所以能取消农业税,是因为工商业的极大发展,靠着这些税收,才能有底气喊出:“农无税!”

       而在喊出这句话之前,我国农业税的实际税率也不过就是降到了3%的水平而已。

       有后世的工具,化肥支撑,农业产量极巨扩大的近现代农民,他们承受的田税,也就是从15%慢慢降回到汉代的三十税一。

       而两千年前的汉代,生产力如此不发达,粮食匮缺的朝代,却在长时间执行这种低田税的国策,人心思汉,不是空穴来风。

       那么,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,既然田税很低,为什么还要造反?

       这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了,赋,税赋税赋,税是税,赋是赋。

       税专指田税,而赋的主要来源,是口赋,俗称人头税,这个倒还好,比较固定,一人出二十三钱。

       还有一种东西叫算赋,这个东西就没个定数了,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固定的名目。

       有一点类似现代的活动团建经费,只要上面规定了要筹措哪一项活动,所有人平摊出经费。

       比如汉武帝时,为了筹措军费,说国家要提前置办兵器甲胄放在武库里用来备战,要每人出一百二十钱。

       这跟直接抢钱没什么两样。

       不过这还好,起码这钱,武帝是真的拿去给卫青霍去病打仗用了。

       但到了东汉后期,下层的贪官污吏,也开始随意编造理由,比如修缮县里的城墙呀,修缮道路呀,修缮县衙呀,开挖沟渠呀,制办甲胄兵器呀。

       下面的百姓,也不知道这究竟是皇帝的命令还是下面的县吏郡吏自作主张,只能硬着头皮交了。

       而人的贪婪一旦得到满足,就只会更贪婪,这些五花八门的算赋越来越多。

       这些百姓又没有直接向朝廷反馈的通道,摆在他们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,要么就聚在一起做盗贼,武装反抗。

       要么就倒向世家豪强,借用他们的权势和力量,避免自己承担这些苛捐杂税。

       黄巾起义之前的那些年,各地的盗贼势力蜂起,以及世家豪强的扩张越来越快,而朝廷不能制止,就是这个原因。

       也曾经有过清明的官吏,招抚了盗贼,给他们分派田地农具,承诺取消这些苛捐杂税,但这些清明之人没待多久,不是死了,就是到中央去做官了,贪官污吏再次涌了出来。

       而这次,不堪重负的盗贼们已经和世家豪强取得了联系,成为他们在外的一把刀。

       但既然如此,百姓安安稳稳地在豪强庇护下生存就好了,为什么还要造反?

       对此,张角和黄邵,只给了他两个字的回答,“徭役!”

       张燕这个古代人的身体,脑子里面装的却是现代人的教育,对此,他问出了一句话,不亚于晋惠帝司马衷那句何不食肉糜的话。

       “为什么要去服徭役呢?自愿不去,不就行了吗?我们兵役都是自愿的!”

       张角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他,觉得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人。

       后来,张燕才知道,自己的确错的离谱。

       任何的体系或者说部门,都不是单独存在的,一个国家,他要维持存在,维持安全,维持秩序,维持发展,都要付出代价。

       而这种代价,光靠3%的田税,固定的人头税以及皇帝临时发布的算赋,是远远满足不了的。

       而这,才是黄巾起义的真正原因,也是世家豪强赖以生存,并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得以逐渐壮大,甚至达到王与马共天下,的原因。

       汉代徭役主要分两种,正卒和更卒。

       正卒类似现代兵役,在东汉,年满二十三者,就要登记服役,服役者要服满两年,第一年由郡太守组织,在本县地区服役,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,第二年则接受中央指派,作为京师卫士或者戍边军士。

       两年之后,就可以解散回家,但在国家需要时,百姓仍旧有随时服从征用的义务,类似现代的退伍兵紧急入列。

       同时呢,在这两年的服役生涯中,表现出色的兵士,经由都尉县尉推荐,转为材官骑士。

       所谓材官就是力气勇猛,能开弓踏弩的精锐步兵和弓弩兵。

       骑士就是骑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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